网络侵权行为分为两类：侵犯知识产权；侵犯名誉权和隐私权。“人肉搜索”涉及名誉权和隐私权。

　　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表示，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网络侵权等许多新的侵权类型屡屡出现，以往法律中对此没有规定或者规定很少，造成法院判决难度较大，而新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都做了明确规定。

　　近年来，随着中国网民人数迅速增长，网络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人肉搜索”随之而生。在杭州宝马飙车案、南京“天价烟”等事件中，网民对当事人个人信息的搜索和披露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推动了司法机关介入相关事件的进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肉搜索”也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例如，广西“烟草局长日记门”事件中，多名被网民称为“局长情妇”的女性被查实照片遭盗用，名誉权受到严重侵害。

　　程啸认为，针对恶意“人肉搜索”的危害，侵权责任法最大的亮点是强调了网络提供商的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这切中了要害。”程啸说。

　　但他也指出，条文中的“知道”一词的界定，究竟是指“应知而未知”还是“明知故犯”，目前还比较模糊，需要在日后的法律实践和法理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治理网络侵权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加强对网络用户的管理，比如加大惩罚力度、实行实名制等；另一种是加大网络服务商的责任，通过积极措施预防侵权行为的出现。前者因为在虚拟空间，直接找侵权主体很困难，往往造成维权成本很高，受害人得不到有效补偿。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强调由行为个体的责任过渡到网络服务商方面，是一个很大进步。”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崔国斌说。

　　崔国斌认为，“人肉搜索”问题的核心是隐私权。要真正解决“人肉搜索”的问题，必须通过其他关于隐私权的立法进行完善。只有让网民、网络提供商知道什么是隐私、什么情况下属于侵犯隐私，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公共标准，才能在维护网络自由的同时保护公民权益。

　　此前部分地方政府曾出台相关法规禁止在网上擅自发布个人信息，引发网民担忧“人肉搜索”遭禁。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今年5月通过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

　　浙江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上述条款主要是为保护当事人个人隐私，针对恶意公开或贩卖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揭露贪腐等“人肉搜索”行为属于社会监督，只要真实合法，与恶意使用他人信息是有区别的。

　　接受采访的多数专家表示，保护公民权益和维护网络自由两者不可偏废，应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对网络侵权行为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拿出更可行的标准。

　　中国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开始，关于侵权责任的单行法律已有40多部。此次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是首部专门对侵权作出责任规定的法律，涉及医疗事故、污染事故、产品责任、交通事故、高空抛物等当前社会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