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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确切死亡日期会怎样?将完全改变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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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5 16:47: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坚持某些信念,从而避免对死亡的恐惧不安。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7月5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你和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终究会死亡,依据一些心理学家的观点,这种令人不安的事实始终潜伏在我们的大脑意识之中,并驱使我们做一些事情。例如:到教堂祈祷、吃蔬菜、到健身房锻炼身体、做好生育孩子的准备、写书、创办公司等。

  对于健康的人而言,死亡通常潜伏在我们意识深处,对潜意识层面施加影响。目前,美国费城儿童医院、费城大学儿科医生和伦理学家克里斯·富德特纳(Chris Feudtner)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浑浑噩噩地度日子,没有意识到自己未来有一天会死亡,我们关注的是‘活在当下’,更多地考虑眼下最重要以及需要应对的事情。”



思考到死亡,会使我们变得更加爱国,同时也会使提升我们对外界的同情心。

   然而,如果围绕我们死亡的不确定因素被消除,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突然被告知自己死亡的确切时间和方式,那会怎样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仔细考虑这个假设情景可以揭示我们的个人和社会动机,并暗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以最好的方式度过自己的有限生命。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死亡如何影响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上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对我们如何处理潜在的巨大焦虑和恐惧十分感兴趣,美国纽约斯基德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曾表示,我们只不过是“能呼吸、排泄、具有自主意识、可能随时死亡的肉块”。



佛教僧人对死亡的提示似乎不具有典型自我防御反应,与“恐怖管理理论”的预测正好相反。

  所罗门及其同事们为他们的发现创造了一个术语——“恐怖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认为人类应当信奉文化建构的信念,例如:世界自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的生命存在一定的价值等,这些都是为了抵御那些原本存在却被忽略的恐惧。

  在1000多个同行评议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时,我们会更加执着基本的文化信仰,并努力提升自我价值感。同时,我们也变得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忠诚,并对任何威胁到它们的事物充满敌意。



以一种特定的、明确的方式思考我们自己的死亡,可以鼓励利他行为,比如:献血。

  即使每一个关于死亡的微妙意识,例如:电脑屏幕上平均42.8毫秒闪现的“死亡”一词,一次在殡仪馆的悲痛对话,都足以引发行为上的改变。

  “当提及死亡时,我们对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更加轻蔑和暴力。”

   那么,这些变化是怎样的呢?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对在容貌、政治观点、出生地和宗教信仰上有相似之处的人们更有好感,同时,对于我们无相似之处的人更加轻蔑和暴力,我们对于那些认同世界观的浪漫伴侣会承诺“海誓山盟”,我们更倾向于投票给那些有魅力的领导。

  同时,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变得更加信奉虚无主义,酗酒、吸烟、购物和暴饮暴食,并且不太关心周边环境。如果每个人都突然知道他们死亡的确切时间和方式,那么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种族歧视、排外主义、暴力、好战行为、自我伤害和环境破坏。




有些人可能会决定不与自己的死亡日期抗争,而是花时间做一些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

  然而这一切并非完全注定的,所罗门这样的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意识到死亡焦虑从而引发广泛的负面影响,我们或许会采取一些行为抵消这些负面影响。事实上,科学家已记录了一些与普遍趋势相反的情况,例如:韩国佛教僧人不会对未来死亡的提示做出一些消极行为反应。

  研究人员分析了一种叫做“死亡反射(death reflection)”的思维方式,他们发现让人们思考不仅仅是一般性、抽象的死亡方式,还要思考他们将如何死亡,以及他们死亡对于家庭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引发截然不同的预期反应。



如果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推向更高的创意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变得更加无私,例如:不论社会是否需要献血,他们都会自愿报名献血。同时,他们也更愿意反思生活中积极和消极事件,从而改变他们在生活中的作用。

   根据这些发现,了解我们死亡的确切日期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关注生活目标和社会关系,而不是下意识地保持孤立态度。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心理学教授伊娃·约纳斯(Eva Jonas)说:“如果我们提倡一些策略,帮助我们接受死亡是生命历程的一部分,并将这些策略融入我们日常选择和行为生活中,那么这一点将非常正确。”了解生命的稀缺可能会增加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并让人们产生“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促进宽容和同情,并将防御反应降至最小化。

  不管整个社会是否因为发生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还是好事而转变,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对死亡认知的反应将取决于个人性格和重大事件的具体情况。英国诺丁汉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劳拉·布莱基(Laura Blackie)说:“你越神经质、越焦虑,你就会越专注死亡,而无法专注于有意义的生活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被告诉自己在90岁的时候会平静死亡,那么你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参与其中,例如:哦,没有关系,生活继续吧。

  无论你的生命是13岁还113岁终结,对绝症患者的研究都能阐明对死亡的典型反应。富德特纳指出,姑息性治疗患者(Palliative care patients)通常会经历两个思考阶段,第一阶段,他们质疑诊断的前提,询问死亡是否绝对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他们能够与之抗争;第二阶段,他们会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离开的时间,大多数人都属于两种阶段之一。他们要么决定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尽一切可能战胜疾病方面,要么决定反思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将剩余时间与爱人在一起,做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




创伤性事件的幸存者,比如:奥兰多枪击事件,一些报告表示,他们的恢复能力更强。
  在假设确切死亡日期的情况下,同样的过程可能会发生。富德特纳说:“即便你知道自己还有60年的寿命,但最终你的寿命也会缩短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时间。一旦死亡时间越来越近,我想我们会看到人们在两个不同选择方向徘徊。那些选择阻止自己死亡的人可能会沉迷于如何避免死亡,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知道自己注定要被淹死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停地练习游泳,这样他们就有机会生存下来;而那些知道自己会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可能会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使用交通工具。

  然而,另一些人可能会走相反的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来欺骗他们所预言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这将使他们能够控制整个过程,约纳斯和她的同事发现,当他们要求人们假想自己会遭受痛苦,逐渐死于某种疾病时,受调结果显示,他们会自主选择某种方式来结束生命,从而获得更多控制,对死亡焦虑表现出更少防守偏见与死亡的焦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我们自身死亡的认识可以引发诸如吸烟、酗酒和暴饮暴食之类的虚无主义行为。
  那些选择接受死刑的人可能会有不同反应,一些人将被鼓励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时间,他们将尽可能在创造性、社交、科学和创业成就上达到一定的高度。所罗门说:“我想说的是,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会让我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这会给我们心理上带来一定的自由度,让我们能够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和社区做更多的事情。”

  的确,从创伤幸存者那里获得颇有希望的证据表明,意识到自己所剩时间是有限的,可以激发自我提升。虽然很难对这些人收集基准数据,但是许多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变化是深刻的、积极的。布莱基说:“他们说自己更坚强、更有灵性,可以识别更多积极的可能性,更珍惜生活,他们意识到生命非常短暂,总有一天我会死亡,我应该充分利用。”



人们一旦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传统宗教信仰将受到彻底动摇。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就他们最好的自己。相反,许多人可能会选择脱离现实,不再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被一种毫无意义的感觉驱使。正如殡葬师、Order of the Good Death机构创始人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所说的:“如果你知道自己将在明年6月份去世,你会有心情写这篇专栏吗(可能不是)?”

  “我们有许多文化都是为了避免死亡而设计的。”

  道蒂说:“毫无意义的感觉也可能导致许多人放弃任何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死亡是注定的,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考虑吃有机食物,我要喝的是普通可乐,而不是健怡可乐,也许我会尝试一些药物,然后整天脸上涂着蛋糕。事实上,我们的很多文化都是围绕着避免死亡、维护法律和秩序而设计的。”

  不过大多数人很可能会在极度兴奋和虚无之间做出选择,选择一个星期坐在家里,准备30包饼干涂抹乳酪酱吃,然后在Netflix网站上观看《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而在下个星期,这些人又去做“救济厨房做志愿者”。但是,无论我们身处哪个领域,即使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尤其是我们接近死亡日期的时候,将偶尔变成“颤抖的废墟”。

  富德特纳承认称,改变是有压力的,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最大变化——从活着到不再活着。

  “新的社会仪式和惯例可能会出现,死亡日期可能像过生日一样被庆祝。”

  实际上,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因为提前知道我们何时、如何死去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更多的人可以会接受治疗,这将发展出与死亡相关的特殊领域。新的社会仪式和惯例可能会出现,死亡日期可能像生日一样被庆祝,但是计算方式会发生改变,庆祝的主题变成倒计时,而不是随着年龄增长。

   现存的宗教核心将被彻底瓦解,邪教可能在精神觉醒之中萌芽。道蒂说:“我们会崇拜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亡的系统吗?向这个系统进行祈祷供奉吗?将自己的处女女儿送出去吗?这绝对会破坏传统宗教信仰。”

  家庭关系差不多也会受到影响,发现自己死亡日期相近的其他人则成为一种迫切要求,而专门为自己同类人群设计的约会应用程序将使该任务变得更加容易。道蒂说:“使人们感到死亡是最可怕事情的一个原因是将失去他们最爱的人,如果我89岁时将死亡,为什么我要和一个40岁死亡的人生活在一起呢?”

   同样的,如果有可能从生物样本中确定死亡时间,有些父母会决定流产注定夭折的胎儿,从而避免今后失去孩子的痛苦。另一些人知道自己活不到某个年龄段——可能会选择不生孩子,或者相反,尽快地多生育几个孩子。

   同时,我们还必须努力应对新的法律和规范制度,播客Flash Forward(探讨类似死亡日期场景)创始人罗斯·埃弗莱斯(Rose Eveleth)表示,可能会有关于保护死亡日期隐私问题的法律,从而避免雇主和服务提供商对本人的歧视。另一方面,公众人物可能会在竞选前被迫分享他们的死亡日期(如果拒绝这样会引起社会公愤)。他指出:“如果一位竞选总统在就职后第三天死亡,公民在投票之前还会选他吗?”



很多人可能会优先考虑寻找一个与自己的死亡日期相近的伴侣携手生活。
   即使没有强制性要求,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他们手臂上纹上死亡日期,或者佩戴类似的“身份识别牌”,以便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紧急医疗人员是否决定对他进行全力抢救。同时,殡葬业也将受到深远影响,它将迎合活着的人,而不是逝世的家庭成员。埃弗莱斯说:“殡仪馆将不会在人们悲痛的时候榨取更多的钱,死者家属知道亲人具体的死亡时间,选择权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

   在死亡日期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一些人可能会精心策划一次聚会活动,就像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那样。另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会以伤害他人方式死亡的人,可能会在道德上或者情感上感到孤立无援。还有一些可能会选择利用他们的死亡实现更高艺术境地或者个人目的,参加每个人最终死亡的“游戏”,或者最终为了自己所信仰的事业而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死亡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很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道蒂说:“我认为人类文明的确是围绕着死亡而发展起来的,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未来的死亡时间,这将彻底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系统。”(叶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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