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谈高考：最可信任的一种人才选拔方法

sowang

2018年06月02日 10:05 北京青年报

马建红（法学博士）

　　对于学生来说，每年的6月份都显得格外热闹。上旬有一年一度的高考，考生、家长和老师自是如临大敌。莘莘学子们十二年的寒窗苦读，为的就是这场考试。随后上一所好学校，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过一种让人艳羡的、体面的生活。既然升学、就业乃至往后整个的人生都取决于这场考试，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不过，考场上“过线”的学子们，只是在理论上具有了找一份好工作的可能，至于能否变为现实，还要经历一系列求职入职的考试。所以，每年6月份的热闹还有“下半场”，那就是四年前高考的胜出者们，将以不同的姿势和心态走出校门。有的人兴高采烈，因为他或许已在另一场选拔性考试中取得佳绩，将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有的人将走向工作岗位，对未来满怀无限憧憬；另有一些同学则似乎没那么幸运，就业前景一片暗淡，不知前路在何方。不管以何种姿态走出校门，学子们到了单位后就会发现其中一些他们难以胜任的地方。这个时候，人们难免发出“高分低能”的感叹，在抱怨一番“应试教育”之害后，又无可奈何地进入了下一轮考试选拔的循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太重视高考了。大多数人认为，在这一相对公平且影响广泛的考试制度中的佼佼者，自然是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殊不知这实际上赋予了高考不能承受之重。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选拔性考试，既要考查考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又要兼顾考生能力的考核，还得关照地域之间的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所以在一次全国性的标准化考试中，只能选拔出那些在记忆力、计算能力、逻辑思维、阅读与写作等各方面大致上均衡的学生，至于考生个殊化的兴趣和才能，则无法得到甄别。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考试历史传统的国家，科举考试从隋炀帝时的605年开始施行，直到清末由光绪皇帝于1905年废止，在朝代更迭间断断续续地运行了1300年。在其初兴的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确曾为朝廷选得大批治世能臣，而经过数个世代的淘洗和固化，到明清时期，科考制度在形式上益形完备，那些披荆斩棘走过独木桥的人却越来越难担治国重任。这是因为，四书五经的释读与破题起讲等为文的八股格式，考出的是一些中规中矩的书呆子，至于选贤举能的功能却无以发挥。

　　不惟如此，即便在堪称标准化考试典范的现代美国，其考试评估制度与人的真才实学之间的契合程度也并非完美。众所周知，SAT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它主要考查学生是否有能力足够适应大学的教育，其成绩是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它相当于甚或重于中国的高考。最近由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尼古拉斯·莱曼先生的著作《美国式“高考”——标准化考试与美国社会的贤能政治》，即The Big Test：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meritocracy ，对此有详尽的介绍。

　　莱曼在书中写到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认为美国的社会情形是“在这个国家划一条线，上过大学的在线的这边，没有上过大学的则在线的那边。”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界线还会变得愈加分明，“一个人站在这条线的哪边，要比其他分野，如地域、种族、年龄、信仰、性别、阶层等，在收入、心态以及政治行为等方面更具指向性。当人们为自己的生活乃至子女的生活设计蓝图时，高等教育永远是规划的重中之重。”这样，能否通过考试、接受高等教育以迈入精英阶层，对一个人的人生乃至家庭的生活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因此而使得“一项只能考查人的某些方面能力，即在学校表现是否良好的考试”，成为其能否走上成功之路的强烈预示。可以说，考不考得上和上没上过大学已成为一条更直观、更有效的分界线，线上或线下，线这边或线那边，泾渭分明。

　　莱曼的分析告诉我们，即便在美国，这种考试的方式也并不能解决成绩与实际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对应关系，“能力或优长是多维的，不能指望仅通过智力测试或是教育本身，就可以发现一个人的所有长处。例如，发现不了才质，发现不了原创力，发现不了幽默感，发现不了坚毅，发现不了同情心，发现不了常识水平，发现不了独立性，发现不了决断性，更遑论道德品质。不可避免，其所判断的是人类的某种潜力，而非在被选定的工作领域长期积累的现实表现。”这段话用来解释“高分低能”的现象，实在是最恰如其分的。

　　在清末备受抨击的科举制度被废止后，人们很快就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弊端最少的人才选拔方式。美国人意识到了标准化考试存在的弊端，不过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而非取消。我们在恢复高考后的四十年间，经历了考试时间、方式、科目、评估标准等方面与时俱进的变化，它虽然被人质疑，但它依然是人们最可信任的一种人才选拔方法，它在证明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人，只要有学习的能力，就为成功提供了无限可能。因此，由高考来划定一条线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